“出——工——啦！”七叔在我蚊帐旁边的一声吆喝，将我从梦中惊醒，不，应该是惊得半醒。我慌忙穿上衣服，眼睛还未完全睁开就挑起箩筐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昏昏沉沉、跌跌撞撞地朝秧田走去。去秧田挑秧，最好用秧架，但生产队秧架有限，我就用白天挑谷的箩筐代替。 那个时候，全队只有华叔家拥有一口闹钟，手表就更不用说了。七叔家里最穷，冬天床上连被单都铺不上，当然更不可能奢望现代化的钟表，真不知道他靠什么计时，总能这么准确地将我们从床上拧起来，赶下田去。也许，他就不用计时，睡一觉醒来，就是该我们出工的时候了。据说，有的生产队，队长叫醒社员出工后，自己又偷偷溜回去再补一觉。七叔不是那号油滑人，不至于将别人赶出来自己又溜回去，但他起得早，这里磨磨，那里蹭蹭，没干多少实际活倒也是事实。唉，我多么希望他那一觉能睡得长点，能让我多睡那么一小会儿。 夏天的夜晚，是毒蛇活动频繁的季节，赤脚走在杂草丛生的田埂上，随时都可能踩上一条。据农民们说，这里有两种毒蛇，一种叫烂毛腿，一种称土毕圾。这两种蛇的区别是什么，我一直没搞清楚。它们个头不大，色彩灰暗，行动迟缓，很像书上说的蝮蛇。这蛇别看它不起眼，被它咬一口，严重的真能要命。 天气一热，蛇伤事件在所难免，我就与蛇遭遇过多次。一次一条两尺多长估计是竹叶青的蛇竟从我的赤脚脚背上爬过，冰凉冰凉的，吓得我大气不敢出、身体不敢动弹。待那长虫从我脚背上爬过，走远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抓起砍刀，但那家伙已钻进草丛，追之不及了。 初时走夜路，我还十分注意，眼睛盯住地面，提防那些可疑之物。但时间长了，难免滋生懈怠思想，特别于双抢季节，人非常疲劳的时候，脚在路上走，人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情况下，就更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从劳动保护的角度，我真该穿双鞋子走那种夜路，可农民们不穿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怎么能穿呢，再说，有好几年的时间，我除了一双宝贵的雨鞋留作冬天下雨、下雪时穿一下之外，其余的时间都是打赤脚，真的没有一双鞋。 许多事情都是想起来后怕，那一段夜路，我就是这样迷迷糊糊地走过来的。 下得田来，摆脱了毒蛇的威胁，讨厌的蚊子又围了上来。我这个人还特别招蚊子，几个人呆在一起，别人没事，我这里的事古怪多。被蚊子叮一口，须臾即鼓起一个包，痒得很。当时夏天劳动的流行穿着是长袖衬衣加短裤，在秧田里拔秧，站着不动，裸露的双腿成了蚊子的主攻目标。 如果有防蚊香水该多好，下田之前，在大腿等裸露的地方喷点防蚊香水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可那时没有这些玩意儿，即便有，也没有钱去买。为了防蚊，我想了一个土得不能再土的办法，跨进秧田，第一件事就是用田里的泥巴将两条腿严严实实地糊住。泥腿技术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大大地减少了遭蚊虫叮咬的伤害。 秧田内的秧都是一块块的，块与块之间有小沟，便于排灌，每块的面积基本相同。拔秧开始不久，也没有谁号召，都在始点上排成一行的人们就较上了劲，田里一片“哗、哗、哗”的洗秧声。左右邻居是谁，黑暗中只见人影，不见面孔，认不出来，只感觉他们动作迅疾，很快就前出了一米多。我拔秧的速度在队上属中等水平，加点干劲，也不至于落后别人太多，但今天这头晕晕乎乎的，手脚有点不太麻利，速度总是加不起来。我就在秧田里捧起些许凉水，拍了拍后颈窝，用拇指使劲掐了太阳穴一把，强迫自己清醒过来，然后猫腰加劲，急起直追。 夏日的清晨气温虽然不高，但我的额头和背上仍然很快沁出一层汗珠。天亮时分，我才发现左邻右舍全是拔秧高手。一个加长的早晨，他们拔完了一块约二米宽二十米长的秧，我呢，落后三、五米，但中等水平还是保住了。 早饭后，早晨扯的秧供妇女小孩插田用，精壮男劳力和年轻妇女被安排去“扮禾”，即收割稻谷。队上两台人力打稻机，每台打稻机安排十个人，五个女劳力割稻，四个男劳力脱粒，一个专门往队屋禾场里送谷。扮禾一般安排在早饭后太阳已经较高时进行，很少打夜工，主要是从便于晒谷的角度考虑的。 下田前的第一件事是在田埂边找麦冬子草作劳动保护。这种草名是否有书对我不得而知，反正当地人都这么说，在那个范围内不会产生歧义。盛夏时节，农田劳动容易烂手，有的人甚至还烂脚。我刚下农村的第一年即尝过这种滋味，手指甲旁边出现了几块小面积的溃疡，插田时手指接触到田里灼热的泥水，一阵阵刺痛。这种溃疡双抢期间经久不愈，但双抢结束，脱离泥水，在旱地里干了两天活，很快就痊愈了。 防治这种溃疡，碘酒最有效，下田之前涂点碘酒，可保无恙。但碘酒要钱买，在口袋里经常布贴布的年代，花两角钱买瓶碘酒也算是一种奢侈，于是，老农民给我介绍了麦冬子草。麦冬子草的汁涂在手上，起的作用类似碘酒。很快，我在田埂边找到两株麦冬子草，挤出汁液，涂到指甲周围等易生溃疡之处。 “扮禾”的第一步当然是割稻。女劳动力用镰刀将水稻割下来，一小堆一小堆地放在田泥上，男劳力再从地上搂起这些割下的水稻到打稻机上脱粒。 割稻时，人们左手抓住水稻稻草的下部，右手持镰刀将稻草从根部割断，割完一株接着割另一株，一直割到左手捏不住时才将其放到地上。一般每手能割十几株，两手放一堆，每堆称之为一个“禾手子”。 我今天的工作是与另外三个人一起脱粒。我从田泥上搂起一个妇女们割下的“禾手子”，左脚跨上打稻机前部的台板，右脚踩动连接齿轮滚筒的踏板，让滚筒高速运转，然后将禾手子伸到滚筒上，滚筒上装有铁丝齿，铁丝齿就将谷粒从稻草杆上打下来，掉进打稻机后面的桶里。 打稻机一次能容两个人同时脱粒，我脱粒的时候，右边还有一个伙伴与我并肩脱粒。将手中的禾手子上的谷粒脱尽，我走下台板，弯腰去搂另一个禾手子。我下的同时，我这一边的搭档搂着禾手子登上台板重复我刚才的动作。也可以脱粒的两位固定在打稻机上，另外两人给他们递禾手子，打晚稻时我们经常那么做。 双抢扮禾是一项重体力劳动，辛苦之一是踩踏板——为打稻机提供动力。如果力用少了，滚筒不能高速运转，稻草杆上的谷粒就脱不下来。这踏板从早踩到晚，越踩越觉得踏板沉重，踩踏板的腿又酸又胀。唉，给这该死的滚筒装个电动机就好了。 辛苦之二是动作要求非常快。四个人在打稻机前面上窜下跳的，每打两个禾手子，我就要在极短的间隙中将刚才脱完粒的稻草捆起来，每捆两、三个草，我的搭档就要把打稻机在泥泞中往前拖几米。休息过后，角色变换一下，我拖打稻机，他捆草。 辛苦之三是存在一定危险。因为在泥水里劳动，台板上很滑，必须时时保持警惕，以免滑倒。脱粒时，因良种水稻植株较矮，搂着禾手子脱粒，手离滚筒齿轮只有几寸远，稍不留意，就可能齿轮伤手。 时值七月下旬，大暑时节，一年中最热的时候，最高气温可达四十度。那天没有到达顶峰，但估计不会低于三十八度。还没到正午，太阳已经变得火辣辣的，远近没有一丝风。还没有到休息的时候，我已经汗流浃背了。额头上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滚，有的已经流进眼眶，欲伸手摸一把汗水，但手中还搂着一大把禾手子呢，只好抬起胳膊用袖子擦了一把。 送谷的伙伴从队屋那边捎来了一桶茶水，这种茶是一种非常便宜的“老么叶”熬出来的。老么叶是不是茶树的叶子，我没有搞清楚，但这种叶子，我经常在茶水中见到，很大一片一片。几片叶子，就能熬出一桶很浓的“茶水”来。水桶里放了一个竹制的能舀水的“水端子”。 两台打稻机停止了转动，大家围上水桶，轮流用那水端子舀水喝。因为人多，又凑得近，可以看到身上流淌的汗水也滑落掉进了茶水桶。什么时候了，还顾得了那么多，我只觉得嗓子眼在冒烟，泥巴水我也要将它喝下去。我整整喝了两水端，直到胃里再也装不下，才将水端子扔回桶里。离开水桶，我拍了拍肚皮，感觉得到里面有水在晃荡，咣当咣当的。 太阳升到接近头顶的时候，我身上已经没有一根干纱，汗水流到嘴边，用舌头舔一舔，不见了往常的咸味。汗，要流，你就痛快地流吧，我仿佛连擦汗的精力都没有了，反正流进眼睛也感觉不出刺激。我机械地重复着那一个个毫无意义的动作，头已经有些晕，有点中暑的感觉。 我咬紧牙关挺着，坚信我并不是最弱的。我快支持不住了，肯定有人也支持不了多久，大家都支持不住的时候，离午餐休息的时间就很近了。记得样板戏《沙家浜》里有一句台词：“往往有这种时候，胜利的到来和主动的恢复，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”。 终于，七叔发话了，上午告一段落，回家吃饭。妇女们将割禾的镰刀别在打稻机的罩子上，在水沟里洗洗手，轻快地走了，但劳动们却不能走得那么轻巧，稻田里还有一担谷需要我们“顺便”带回队上的禾场。 四个劳动脱粒，一个劳动送谷，尤其是稻田离禾场较远时，送谷的人很难跟得上脱粒的速度。当打稻机桶里稻谷装满而送谷的人还没有返回时，我们就用自带的箩筐帮他一把，这帮他出的谷需要我们收工时顺便带回禾场。 从泥泞的稻田里挑起那担约莫一百七十斤重的湿谷，最重的我挑过两百三十几斤，摇摇晃晃地走到田埂边，抓一捆稻草垫在田埂下做台阶，迈了好几次腿才登上田埂。也真奇怪，我一路上轻飘飘的，腾云驾雾一般，但那担谷却完好无损途中也没有放下歇一歇就挑进了队上的禾场。 回到家门口，将箩筐连扁担一起扔在地坪里，推开茅屋的木门，迈进门槛，我就感到天旋地转，再也坚持不住了。我脱下长袖衣服，往地上一扔，“啪”，饱浸汗水的土布衣落地有声。接着，我也朝前一扑，趴到地上。茅屋虽然破旧，但厚厚的稻草挡去一部分暑热，潮湿的地面凉凉的，似乎地下装有一台空调机。我就这么静静地趴在地上，脸紧紧地贴着潮湿的地面，吮吸着大地的甘凉。 人虽然倒下了，心里却一点不糊涂，下午的工恐怕是出不成了。我有点自卑，身体抗暑能力如斯，以后怎么办，双抢可不是三、五天搞得完的，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。今年的一个月挺过去了，明年的一个月肯定会来，明年还有明年…… 一股冷风，贴着潮湿的地面向我挤压过来。 十几分钟后，我的头脑似乎清醒了一些，从地上爬起来做饭。 幸亏做饭不讲究，也没办法讲究：锅里放进一碗米加上一瓢水，锅下面点燃一把柴草，未燃尽的柴草灰烬中再煨几个辣椒，接着便可以开饭了。 一碗米，足有一斤，若舀得满些，则一斤二两。今天的这一碗米舀得满不满，我迷迷糊糊地没太注意，但我装了三碗饭之后，锅里即不再有可装之物却是清清楚楚的。农村里有人评价一个人能否干活不直接说他能挑多重的担子，而说他一顿能吃多少饭，似乎能吃就一定能干。应该说，就体力劳动而言，能干的，一定能吃，但能吃的，不一定全能干。我肯定不能划入能干之列，但我感觉，只要我还能捧三大碗，不管累成什么样子，就还不至于落到倒下的程度，这能吃能干的说法还有那么一丁点道理。 应该是气温过高的原因，今天的午休稍微长一点，我得以于午饭之后卸下一块门板铺在门口通风的地上小憩片刻。听着树上知了凄厉的鸣叫，看着门外热得着火的日光，我自己与自己就下午是否继续出工的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辩论，一直辩到七叔的身影出现在我的屋檐下，不出工的反方仍旧占着上风，但我却无法将占着上风的思想表达出来，简单点说，就是开不了口。无奈，我挑起箩筐又跟着七叔走进了那炽热得发着白光的蒸笼般的田野。 又是一个挥汗如雨的下午。 太阳渐渐偏西，阳光变得柔和一些，稻田里已经不如刚才酷热，但打稻机却没有因此欢快起来，反而渐趋沉闷。人们经过一天的高温奋战，已经累了，踩打稻机踏板的脚尽管仍在用劲，但提供的动力明显减弱。 我仍然顽强地坚持着，且一直坚持到日落收工。别小看这个把钟头的“坚持”，人不到那个份上，未必坚持得了。几年后，我被调到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，暑假期间回生产队帮忙搞双抢，因为是“帮忙”，劳动的性质发生变化，肩上的压力不复存在，每逢干到这个时辰，体力似乎已经到达极限，无论如何都无法坚持下去，只好找个借口提前溜之大吉。 当夕阳收尽其最后一抹余辉，架在树梢上的大队广播告诉我们，已经是北京时间二十点整。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属于我的茅屋，前脚刚进门，还没来得及生火做饭，七叔后脚就跟着跨了进来。他说：“一个人难得煮，到队上吃点算了，就势把禾场里的谷进一进仓。” 双抢时节，队里的精壮劳力都下田了，禾场里晒谷的是几个老人。禾场里每天晒干的谷必须及时进仓，第二天才有地方晒刚打下来的湿谷。老人们白天帮队里将谷晒干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进仓事宜只好找几个年轻人加夜班。加夜班队里给另计工分，还奉送一顿饭，只要体力允许，倒也合算。 加夜班的连我一共四个人。待到我们将禾场里的几大堆谷用风车过了两遍，除去了稻谷中的瘪壳、杂质、灰尘，再用箩筐一担担挑进队里的仓库，又吃过晚餐，时间肯定不早了，我的上下眼皮直打架。 终于可以休息了，我就睡在禾场的进出口处。一张简易的、摇摇晃晃的、已经招工而去的知青留下的木床，再装备上一顶蚊帐，我就这么露天而眠，其实，露天而眠比睡在屋子里凉快多了。睡在这里的名义是守禾场、队屋，每天晚上睡觉还给两分工。这样的工分太容易赚了，但愿意赚这两分工的人却不多，结了婚的小伙子就是给他计十分工，他也不愿把老婆丢在家里，一个人跑到这里来陪伴谷堆。 睡觉赚了工分，守谷却名不副实。那个时候的我，瞌睡大得要命，又累到了如此程度，扑到床上合上眼睛，顷刻即睡得像死猪一般。别说制止梁上君子偷谷，就是将我一起偷走，我也未必能醒过来，所以，我守禾场纯粹是摆设。管他呢，聋子的耳朵尽管是摆设，但有摆设总比没摆设强，稻草人也能吓走麻雀，况且，能不能吓走“麻雀”，我的两分工照拿。那几年，我的工分位居生产队众多“牵长线水”赚工分高手的前几名，应该与我睡觉仍能赚两分有关。
